竞争力：确立低成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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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岁的骆文浩是浙江省义乌市的普通市民。4年前，老骆最疼爱的小女儿出嫁，有一样很特别的嫁妆――一张中国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摊位的营业执照。对老骆来说这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因为这个执照代表的店面已经值100多万元。 ; l& D5 ^2 j' Z0 D: f7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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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贸城里商铺的业主是小商品城集团,而商城集团的最大股东是义乌市政府。从市场建设的一开始,义乌市政府就确定了低成本战略,在篁园市场每个铺面的租金是每月100元,后来涨到每月200元,而对于这些已经在篁园市场经营多年的商户来说,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期9平方米标准摊位租金仅为每年960元,年管理费300元。所有的老商户,按照在义乌经营的年份和纳税额等经营指标,在“太阳底下”进行公平的抽签。 5 ]( B9 `; O3 _7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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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太太是安徽人,是从篁园市场搬到商贸城的老商户,目前她的铺面约30平方米,五楼还有一个合用的仓库,她告诉记者这个店铺是抽签抽来的。按照合同,铺面租用2年,租金等费用在15万元左右。 3 \8 x1 r. V) D  P/ h

+ {5 R: l9 [) N1 u    低成本的铺租,直接打造了低成本的产品,使义乌商贸城这个平台销售的商品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在义乌流传着楼仲平这个吸管大王的故事,吸管也许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品,但楼仲平就是把一个生产吸管的家庭作坊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企业,一根吸管赚8毫,现在他的企业有60条生产线,日出口吸管8吨,占全国吸管需求量的四分之一,每月利润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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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H# e( M6 ~' f2 `2 M8 ]. H' w 低铺租的秘密在于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的有力调控。 ; Z2 `& ]& S% k& v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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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影子。从1982年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到即将上调的楼国华,25年来,义乌七任书记一以贯之,打造一个市场。义乌政府在行政的推动下,独家办市场、独家管理市场、独家收费,这样义乌的市场硬件可以三级跳,但市场却始终是低成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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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义乌一直处于“土地饥渴症”之中,2003年,一块用于写字楼建设的地皮,每平方米的拍卖价高达22万元。但建小商品城市场的地一直以低价著称。何樟兴向记者透露:当时建篁园市场时,政府拿出来的地价是十万元一亩,建国际商贸城的时期,400多亩土地是90万元一亩。 1 Q  K7 _3 U7 ^4 |) {3 N! Z- @

  ?1 S% {% @+ U5 B$ n# r    一直有许多老板想来义乌圈地再建几个小商品市场,或是要求“吃”下已有的市场和联托运基地。但义乌市坚持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掌控着市场和联托运基地的规划建设管理的主导权,包括摊位的租金定位权。

　　天时？( B5 g: W6 N$ ^* Z9 B. h9 v
　　“鸡毛换糖”，不等不靠，成就求变图强的强大动力
6 X3 O' f2 I% z! L1 I$ C5 E5 J/ |　　在义乌的第一顿饭，是与几个义乌民营企业家一起吃的，做饰品的吴老板，做橡皮筋的张老板，做袜子的金老板。他们开着自己的奔驰和宝马，特意带我们到了拨浪鼓之乡———廿三里镇乡下一家地道的“土菜馆”。他们说，“要了解义乌，必须从吃开始。”
% Y4 b; k7 [% m9 U4 z　　第一道菜是白水煮的玉米、红薯、南瓜、花生、芋头———五谷丰登。接下来每道菜都与豆腐有关：霉干菜酱油泡豆腐、雪里红炒豆腐、酸菜豆腐汤、青菜炒豆腐渣……
& t& i2 {5 S& B$ S( p8 b　　为什么豆腐享有这么高的地位？吴老板说，“过去义乌穷，有豆腐就不错了，霉干菜和酱油泡豆腐，可以吃很久。豆腐渣也舍不得扔。”  V3 Y# J) |, Q9 c) K7 V# x
　　“我们的祖父和爸爸，都是货郎。”在吴老板的描述中，记者脑中“鸡毛换糖”的形象丰满起来———% V. t5 v- ^2 p. F6 j) [  L& l
　　每到冬春农闲季节，货郎们手摇拨浪鼓，肩挑一副糖担，一声吆喝“鸡毛换糖咧……”便出了门。箩筐的一头用来装鸡毛鸭毛，一头装着各种山货、小商品和自制红糖块———他们用于换鸡毛鸭毛的资本。货郎一般两人以上同行，既相互照顾，又相互匀货。换回的鸡毛鸭毛分门别类，好的销往杭州、上海，或制成鸡毛掸子卖，下脚毛则用以肥田。  L4 Z) ]* }! f+ h' o& l0 x( Q2 c
　　“走街串乡后，回家有‘霉干菜酱油泡豆腐’，就是莫大的享受。逢年过节，有‘五谷丰登’，就算奢侈啦。”
& E5 \6 g- ~( z0 f8 C3 S4 L+ R　　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有农民春冬农闲季节出去鸡毛换糖。后来被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4 e9 q6 ]+ K+ }& \! S6 ]9 @
　　正如“土菜馆”大受欢迎一样，过去的艰苦并没有成为义乌人的尴尬，反倒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他们说：“义乌与其他城市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的，要说‘天时’，就是‘鸡毛换糖’的精神———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自强意识；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讲求诚信，不弃微利的市场观念。
* Q6 z) B+ _; h　　今天，由鸡毛换糖起家，义乌商人绝大多数拥有了企业，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2.5万多家，产值593亿元。“义乌制造”已成气候。
; M7 K6 v4 U3 E, H1 ?4 }8 o. l! p　　义乌现象告诉我们：怨天尤人无济于事，置之死地方能后生。“天时”来自人为，跨越发展源于穷则思变。9 N3 H" |2 l9 C% i7 c' I: k
　　地利？. n. @& S6 k! L, R9 Z3 y2 L
　　顺应民意，兴商建市，成就天下第一市
' m# s4 {& [; D' }. A! {8 q% K　　2005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报告称：“义乌市场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1 W0 |* I- A- Q8 f3 K2 \　　然而，当我们试图透过义乌市场的繁华，解剖义乌发展的地利时，却发现，义乌原本毫无地利可言。
/ `. I1 ?; }( A7 X  f4 z- s　　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忠奎告诉记者，虽然浙江是沿海省份，但义乌却地处内陆，没有区位优势；其次，义乌70%是山地，20% 是水田，10%是溪河，没有资源优势；其三，义乌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没有产业优势。“七山二水一分地”是义乌的真实写照。
; L2 k1 f4 w" R8 {+ D, S5 t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义乌农民在廿三里镇自发摆起马路市场。引发一场大争论———群众经商做买卖，是资本主义尾巴？还是人民生活的必须？
) j0 D/ L9 ^  Z　　义乌县委县政府的答案是：是人民生活的必须。1982年，义乌作出决策：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由此掀起波澜壮阔连绵不断的高潮。5 m+ f" Y9 ?! I( A
　　“四个允许”顺应民意，开放市场使义乌民营经济风起云涌，占据经济总量超过90%。政府倡商，全民皆商。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最初的马路市场，历经8次搬迁，11次扩建，呈现出今天的繁荣景象。
, f$ h, l+ q1 J7 B5 c( Z# \, ]( K　　义乌现象告诉我们：经济规律不可违背，民心民愿贵在激发。“地利”来自创新，有为才能有位。
- \7 P" f! K4 i7 G( U# b* y; K# R　　人和！5 z$ t, |$ S8 F4 h5 [
　　海纳百川，和谐共赢，成就色彩斑斓的国际城市
/ |6 O; D5 S9 R6 |　　在义乌采访，看到各种肤色的人流，记者常常产生身在异国的错觉。9 N( x% m* Q3 L
　　目前，常驻义乌的外国商人一般在8000左右，每天从义乌海关发出的标准集装箱达1000余个，发往212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这里设立了采购中心，全球20强海运企业中有9家在这里设立办事处。/ M: B1 f1 R1 t! |2 e4 X% `8 H0 O
　　外国人不仅到义乌做生意，还在义乌结婚生子。两年前，德国商人奔德结识了义乌姑娘宗华，一段异国情缘由此展开。婚后，他们在义乌买了三辆车、一幢别墅，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儿子。奔德告诉记者：“我们在义乌采购的饰品，在欧洲几大著名连锁超市畅销。”
$ R8 g. b. i9 O: i/ D3 g  W3 R1 d8 J- _　　依托市场体系，义乌兴起20多个优势产业，各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企业集群。
" V0 b5 B5 d! D# Z　　记者在新光集团采访时，见到19岁的重庆梁平小伙子何国健。他在合金车间当一名焊接工人，每月收入1000多元，吃住由企业提供。两年前，舅舅带何建国到了义乌，后来姨妈也来了。一个带一个，何国健一家现在有5个人在义乌打工。
& V) z1 n9 ^6 i/ }' v　　如今，义乌本地常住人口68万，外来人口却超过80万。说义乌是一座移民城市，毫不为过。, m1 F* o. H& v1 C4 f
　　“欢迎海内外客人到义乌观光旅游，经商购物，投资兴业，安家落户！”这是义乌的一句口号，细细分析，发现其步步深入，奥妙无穷。
% E: R8 M' x& [" K) Z　　就这样，无数个义乌货郎，无数个奔德，无数个何国建撑起了义乌经济的大半边天。
) X2 V% }5 r& P/ x* B4 i　　义乌现象告诉我们：发展环境产生引力，兼收并蓄催生产业。“人和”创造价值，辉煌需要胸怀。
/ F6 [; P$ g" y4 d　　义乌归来不看市。/ X. s* Z$ X0 F
　　这就是记者此行的最切身感受。

义乌，一个地处浙江内陆、资源贫乏、经济指标曾经在浙江“倒数前列”的农业小县，从马路市场起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城市综合竞争力跃居浙江首位，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列。过去20年，中国GDP年均增幅在9%以上，浙江在13%以上，义乌则达到24%以上，其经济增长划出一条让人惊叹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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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 }1 ?1 [$ a　　百闻不如一见。
0 q2 Z$ U  J7 q/ Y0 H8 T: ]　　当记者踏上义乌的土地，才发现过去对“市场义乌”的若干想象十分苍白。义乌，给了我们三个“想不到”———6 d3 X1 D6 y# h6 ^
　　想不到，没有醒目的高楼大厦，没有奇特的标志性建筑。顺着著名的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四处张望，除了市场，还是市场。与其说义乌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巨型超市。
, j' w* r3 ~5 R( Y　　市场化的义乌。
' h8 p. h7 y2 _　　想不到，客商来自五大洲，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义乌街头各种语言荟萃，弹丸之地拥有各国风味餐厅。
4 q' Y+ o; o8 N+ f. Z8 v　　国际化的义乌。! p. e1 y1 i, e  X: F+ M9 W
　　想不到，义乌的城市形象，就是一个拨浪鼓，朴实而生动。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门外，手拿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鸡毛换糖”雕塑，就是义乌商人白手起家的写照，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主体外型，同样是一个拨浪鼓。5 K9 [; S4 K, c' Q, R) ?5 H
　　人文化的义乌。
- r1 U7 \  b- D/ m& [) Q# b2 \' l　　走义乌，看义乌，最大的感受是三个字：  m* Q% Y! ?7 `! `6 L! s* v8 ~
　　大：义乌有三大系列小商品交易市场。其中义乌国际商贸城占地903亩，建筑面积近百万平方米，拥有2万多个商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前后长达2.5公里，面积170万平方米，有3万多个商位。2 b3 {) @; `' z: o' l0 N
　　多：2005年，义乌市实现商品市场成交额389亿元，平均每天成交一亿多元。义乌市地区生产总值300.1亿元，财政总收入35.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9.6亿元。+ b9 f* B! c0 q
　　全：全世界50多万种商品，在义乌就有40多万种，包括针织品、饰品、服装、工艺品、化妆品、文化用品、玩具等43个行业，1900个大类，销量占全国30%以上，其中饰品占据世界市场80%的份额。小商品形成大产业。3 V1 ^; V5 T- S2 t( F2 a5 P7 ]* l) n
　　“大”、“多”、“全”，最终形成义乌的“强”———- J9 h; y! K0 f, D  p
　　入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0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735元；
# t) P. ^5 e' e　　全世界第一个小商品价格指数———义乌·中国小商品批发指数正在紧张编制中，将于今年10月“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发布，并将成为世界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定价依据。

　　正是由于民间边际革命隐蔽性的原因，当局可以在不明晰制度变迁终极目标、坚持原有政治经济理念情况下，部分地容忍民间创业者，而且能有意识地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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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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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于1991年初在义乌作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形成了一份据义乌同志说是最早向全国介绍义乌的调查报告。以这份早期报告为素材，我觉得可以分析浙江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制度变迁的若干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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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r" k5 M5 F　　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大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计划、价格、外贸、财政等体制的改革，其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发育的市场环境；另一个层面是国有企业改革，但当时的问题是，由于国有企业总规模是如此之小，因此即使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改造成产权明晰、活力较强的市场主体，中国也很难说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层面是民间自主创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主要的制度变迁因素，而这些活动，则是从拾遗补缺性质开始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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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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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r2 _+ w$ ^　　民间和基层的早期创业活动，并不具有制度变迁意向，甚至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也采取了计划经济时期通常会有的做法。一些资深研究人员在早期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业活动的深远的制度变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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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当时的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进行10强县(市)调研，我奉命修改总报告时，加了一句“乡镇企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被当时一位非常有学术造诣的负责人一笔勾去。当时只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和增加收入这样一些朴素的想法，来推进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很少认识到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促进作用。这就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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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3 Z( N% P, `/ C　　一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要目的推进民间创业。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最早提出允许个体经营，是在1979年8月，当时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问题。当年8月9日，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规定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可以由镇办、街道办、居民区办，也可以由几个人合办，并且允许个体经营。. r; Z4 D0 L/ w$ C3 _5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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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作出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的决定，并于同年9月正式宣布开放小商品市场。当时的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市场带动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市场发展形成的商业利润及时转化为工业投入，带动工业发展。这显然是在当时义乌经济名列全省近70个县市第50名，别无更好选择状况下作出的。& ]/ p, n9 n7 Y- E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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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以改善福利优先。1991年我在义乌调查小商品市场，无论个体户，还是干部、群众，都说从事个体经营并不是为了赚大钱，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当然，更不是为了发育市场主体。如1991年已有50多万元资产的服装摊主何海美，当时40岁。10多年前，一家三口全靠丈夫每月33元的工资，过年时买不起新布给两岁的儿子做棉衣，只能拉下窗帘布缝制。在家庭生活困难情况下，做起了卖电影剧照的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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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时告诉我，读中学时，她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如今站在电影院门前兜售那些剧照，心里实在不好受。创业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过会积累起巨额资产，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些创业活动会快速地推动浙江经济体制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革。由此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环杭州湾、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三个区块，各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和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均耕地正相关，这是因为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也具有最强烈的自主创业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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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 ?8 X1 }9 M3 R　　隐蔽的民间边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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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早期，严重缺乏关于中国未来经济体制的知识。虽然人们可以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体制模式中，隐隐约约知道一些未来的图景，一定程度上解决制度变迁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有时反而出现思想混乱，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麻烦。中国改革的著名“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z8 E/ J3 l( C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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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边际革命本身的隐蔽性，也是导致信息不完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制度变迁始端，像义乌市场这样的经济活动，只是一些零星的缺乏组织的行动，仅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展开。这些创业者改善了原有经济系统的效率，但并没有显露出对原有经济系统的整体性的制度替代。3 M% c7 T$ K  d2 h# m  K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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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当时的调查报告中就这样写道，义乌小商品市场并未形成对当地国合商业的直接冲击。体制内的多数人，包括一大批高级技术官僚，当时决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简陋、产品粗糙的非国有以及非公有制企业，日后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替代庞大的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民间边际革命隐蔽性的原因，当局可以在不明晰制度变迁终极目标、坚持原有政治经济理念情况下，部分地容忍民间创业者，而且能有意识地推动其发展。% e0 `/ m; B  G% E

4 z+ v- S+ Z4 c4 n7 M　　当然，所谓“信息不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很可能仅仅是整个渐进式改革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打开潘朵拉盒子，促使形成泼水难收、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不归之路的局面，或许正是最高当局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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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浙江的民间创业来说，“信息不完全”似乎提供了先人一步改革的绝好机遇。在“信息不完全”状况下，改革的阶段性反复和回潮，使得一部分改革激励不太强地区的人们无所适从，导致这些地区的改革和民间创业进程缓慢。& W& D8 v- Y! P$ ?! I) |

& t8 o  @9 W% Z4 J; q　　然而对于浙江这样改革激励较强地区的人们来说，“信息不完全”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创业创新障碍。这就使得浙江人占尽了先机，形成一种如浙江人所说的“头口水”效应；而且，浙江民间不以猜测中央政府意图为依据来进行改革，而是以率先改革、加快发展的气概，促使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先发效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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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的边际革命与党和政府的改革举措，在“信息不完全”掩护下，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信息不完全”有利于说服反对者，减少改革干扰，下决心推进改革，否则就有可能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什么事也干不成；“信息不完全”争取了反对者，掩护了民间创业，否则就很难有个体私营经济最初的迅猛发展；“信息不完全”形成了改革早期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经济体制的假象，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平稳的政治社会格局中推进市场化进程。- M5 O& w9 b2 |; c0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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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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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民间企业从计划经济的边缘起步，逐渐上升到主流地位，成为市场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形成了民间创业推动制度变迁的古典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和民间创业者们最初是千方百计去适应原有体制，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形成了一系列体制兼容的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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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b/ m  j  s$ L2 D- K; |! H" D　　基层政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义乌，却能够在市场主体还缺乏力量的情况下，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推动市场经济。义乌的第一代市场是马路市场，是群众自发形成的，第二代市场却是在政府有关部门及工商部门直接参与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此后至1991年初，已经历了“三次搬迁、五次扩建”，无不采取了政府操办，民间集资的形式。而杭嘉湖一带的乡镇集体企业，“政府推动”曾是一条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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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兼容，从义乌发展中可以归纳出来的一个最重要做法，就是拾遗补缺，这是在计划经济控制了多数资源配置情况下，民间的一个必然做法。那些个体户最初主要是沿街叫卖针头线脑，如何海美高中毕业后为挣生活费用，最早在电影院门口叫卖电影画片。% [1 Y7 J. i( T/ g9 U( a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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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初我去调查的时候，义乌市场仍主要经营小百货、服装、针织和鞋类四大类商品。显然，义乌市场最初是在主动配合传统体制，替体统体制打工情况下起步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经营范围逐渐扩大，义乌市场开始全面替代传统的国营和集体商业，而这时整个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已具备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的心理承受和成本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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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性的实质是积极避免与传统意识形态和原有体制的正面碰撞。一方面是要利用传统体制所掌控的资源，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创业成本最低化，从而在本身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具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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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制度变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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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浙江制度变迁进程，是在坚持生产力发展优先的前提下，不追求阶段性步骤的最优选择，通过最大化阶段性目标值，形成阶段性步骤的次优选择，从而在全过程形成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 `. E0 b0 _4 Q) n'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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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最优目标，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即创业者心目中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创业者清楚地认识到了种种约束条件，他们退而求其次，在尽可能满足各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阶段性目标值。这样的选择相对于理想化目标而言，当然只是次优的；但相对于各种约束条件而言，则是最优的。在这里，形式上的次优转化成了实际上的最优，实现了次优和最优的统一，形成了浙江制度变迁的优化战略。在实际过程中，浙江制度变迁有三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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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8 D7 o3 \4 z+ o: e, U1 o　　首先是不追求最佳的阶段性制度形式。就民间而言，以起码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经营自主权为底线，达成与政府在制度变迁上的妥协；就政府而言，以不在根本上损害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传统体制可以接受的限度，并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上，支持民间创业。5 u  B) H: A0 ]- 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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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具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民间企业具有非常良好的财务状况，形成了较快的收入增长速度，形成了对于社会劳动力吸纳的较快增长速度，并在后期具有较好的总体上的纳税表现，从而形成了制度变迁对于经济效益增长的正反馈，与此同时，制度变迁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形成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之间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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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主要是对原有利益格局进行增量调整。不仅确保既得利益不变，甚至是在既得利益同时增长的情况下，推进制度变迁，有利于形成改革的群众基础、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赢得最大多数人对于改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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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K5 n; U) E$ X# R" e　　当然，到了1990年代后期，不可避免地需要改革既得利益。但这时出现了有利于改革既得利益的新形势：一是已经具有“赎买”既得利益的“买单”能力；二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已经很低，即便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也不至于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三是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已经认识到改革不可避免，他们只是希望谈判取得一个相对合理的补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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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形式是民间与政府妥协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民间与政府之间积极互动关系中的策略性工具，其作用是在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在一个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中，形成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阶段性的兼容局面，从而在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中，获得最佳的经济绩效，快速而渐进地推进制度变迁。7 C6 V5 F5 u6 {2 z! k

( @+ E) d4 \! m" P0 Y　　有意思的是一些学者不明白这里的奥妙。他们以为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便是最佳的制度形式，至今还在写文章研究乡镇企业、研究股份合作制等。有些甚至出于对“合作”的高度偏好，试图在农村金融等方面也全面推行合作制，结果当然是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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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7 \9 E$ k0 Y　　代际更替. g3 q/ N' ]8 ?- I3 U. G# 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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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激烈的制度替代。一种是原有体制由于极度的低效率，无法自行提供制度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经济资源，从而迅速被另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是新一代人替代老一代人，带来全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变革。0 m' m4 W) V- K

: Q$ H' X+ j  b" N3 m　　义乌的多数创业者是在缺少物质和精神营养之中长大起来的。最需要物质营养的时候，甚至难以吃饱肚子；最需要读书的时候，甚至无书可读。正因如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改善个人和家庭境况的激励，形成了与生俱来的勇气和胆魄。然而，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甚至个人性格亦不尽如人意，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由此再加上约束因素变化较小等外部因素，浙江以及义乌经济显然也出现了一种低层次锁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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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J! T. ]% T* t. l" R! F　　1991年底我来义乌的时候，采访过一位女个体户，当时30多岁，经营丝巾扣和丝巾。2005年我又设法找到了她，想看看10多年来的变化。变化确实很大，原先只是在家里放一台热定型机，现在有了一个数十个工人的小工场；原先只有一个不到1米长的小摊，现在有了一个两间门面的店铺；原先只是和国人做生意，现在则大量地与外商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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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G  m  C0 U6 y4 _　　然而，她所经营的仍是那种廉价丝巾。这当然并非易事，但毕竟在事业上只是一种量的放大。在这十几年里，她尝试过经营服装、娱乐业等，但最后还是回到丝巾上。″你以为我不想做其他吗？太难啊。″就个人而言，能把丝巾经营好也非常不错，然而整个民间经济确实也不能长期停留在丝巾这样的产业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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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O7 a  ^  q7 q$ P, Q　　然而，我们决不能对这一代企业家有太多苛求。最主要的是缺少调整提升的知识准备，同时创新勇气和精力，随着年龄和资产的增长而弱化。这一代企业家注定以生产经营低层次产品为主，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浙江民间经济的调整和提升，显然将在浙江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和企业家的代际更替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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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4 X6 @9 E/ L; l3 [5 f　　这就出现了一个以新新人类创业为主，推动民间经济实现重大转折性变化的课题。新新人类一词，除了意指年轻一代外，更着重于意指其与父辈具有太多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将在父辈构筑的平台上，以全新的创业理念和方式，生产经营全新的产品和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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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最典型的是IT行业。上世纪40年代末期，老牌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了晶体管，然而用它做成世界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则是设立于1946年的日本索尼公司。半个多世纪后，IT行业的核心元件CPU，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团队英特尔公司开始生产的，第一台电脑是由两个年轻人在车库里用现成器件搭起来的，最为成功的操作系统则由一位哈佛两年级大学生和他的同伴完成。一个改变世界的产业就这样在新新人类手上迅速发展起来。 : p6 E+ T# X0 i  R- T0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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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浙江这一代企业家，仍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上作出重大贡献，但重大的、全面的转折性调整提升，则将由新新人类来完成。被代际锁定的浙江民营经济，显然亦将在代际更替中实现快速的调整提升。(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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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一望无牙 于 2007-10-26 09:39 编辑 ]

义乌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了哦！) o1 U7 O/ s+ Z7 O( K- C& Z
我觉得政策的倾斜才是发展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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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这个热帖，赶紧先抢一楼 ' ^* I# K. \0 ?1 {# z" `. |3 O0 y
10楼的朋友说的真对，( R! w4 z) h4 J. w% s
他们不虚伪，
/ X& {2 j9 k! ~9 n4 O" I只是很势利

一个商业社会就是这样的，8 V" v% Y3 f& Q8 \) Q8 L
尊重你，是因为你可以让他赚钱，赚更多的钱！

义乌的发展，给中国乃至世界提供的不仅仅一个发展模式，更是一个发展的观念！

很不错的地方，中国要是多出几个这样的城市就更好啦！